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况就谈到这里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红军几乎与自己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党员都完全断绝了联系，共产国际的活动主要只限于在《国际通讯》中刊登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惊的报道。一天到了几期《国际通讯》时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党中央委员会那位美国留学的书记洛甫来不及打开来看。他随口提到他几乎有三年没有读到《国际通讯》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在以后几个月令人兴奋的时间里，西北即将发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个东方，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指导的作用。共产国际就要再一次在中国的事务中发挥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响革命的发展。
不过我又得在北平从侧面来观察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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