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用。我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脚吃中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决定考他们一下。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
“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
“还有呢？”
“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那么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
“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
“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
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徐特立曾经担任过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他，那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旅队走下最后的一个山坡，踏进红色中国临时首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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